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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的父亲》万莹华/文
发布日期：2024-06-27 14:47 浏览次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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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离开我们已二十逾年。当我看到有关写父亲的文字，总钩起我对父亲的思念和有责任记下父亲生前往事。他一生缺乏母爱，也没享受多少天伦之乐。上海解放前他奔波于惊危之境，解放后则处在不断的审查和劳动改造中。当他退休回家时，儿女多已长大成人远走异国他乡，只留下他和母亲共度时光，患病多年，好在小妹在上海，尽心照顾他们。2000年夏，父亲病故，当时在美国的我和在西班牙的大弟因故无法回去送父亲最后一程，至今我心里留下挥不去的遗憾和愧疚之情。第二年清明，我们姐妹兄弟六人相约分别从西雅图，奥克兰，马德里，墨尔本回上海给父亲扫墓。
父亲的墓地座落在上海郊区天马山山麓下。我记得那天清早我们一行十二人前往墓园，天下着濛濛细雨，正是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，听得见雨声嘶嘶和鸟雀啾啾，墓园青翠幽静，不远处的山顶云雾缭绕。也许时辰还早，扫墓人稀稀落落。来到墓前，雨停了，我们为父亲清扫墓地擦拭墓碑，献上洁白的菊花和父亲生前喜爱的点心。当我正在细看墓碑上父亲微笑的遗像时，听见母亲唤着父亲的名字说：“仲坤，孩子们都回来看你了。”我不由得潸然泪下，大弟跪倒在地失声痛哭。父亲临终前我和大弟未能回去，听说他不时念叨我俩的名字，他万般思念的远方长女和大儿子未能回去见他最后一面。这是我一辈子的抹不去的悲痛。
我总在想，我应该为父亲写的甚么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们家是四代同堂的大家庭，我是曾长孙女，关于早年家事我所见所闻最多。曾祖母曾告诉我，我祖父祖母的婚姻很不如意。原来祖父临结婚时，得知新娘非他所选，即逃婚在外，是曾祖母把它找回，他屈从于母命和孝心与我祖母成婚。当年祖父相亲的是俊美能干的小女儿，结婚时新娘变成他不喜欢的粗糙而不玲巧的大女儿。听说山东有一习俗，若长女未出嫁，小女不能先嫁出，就演出了“掉包计”，这种没有感情的婚姻注定是悲剧。他们成亲多年后才有我父亲。父亲一出生就由大姑妈（我大姑婆）养育，直至上学念书，因为我祖母不会教养孩子。
在我最早的记忆中，父亲是个学生，只有周末回家，身穿学生装，佩戴一枚蓝色三角形校徽，就读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；他毕业了，改穿灰色长衫，也佩戴一枚校徽，上面有一根链子。我记得小时候随母亲走在路上，有成人男女对母亲鞠躬称“师母好！”我很好奇，问母亲，她告诉我，那些是我父亲的学生。原来父亲曾当过老师，教英文。抗战时学校要求教日文，父亲拒绝而离校，参与祖父的事业。我记得抗战胜利后，是父亲前往我们逃难的地方，浦东乡下的韩家花园，接我们回家的。我记得清楚地记得，那天午饭后，我正带着妹妹在后院打枣子，当我捡起枣子抬头时，突然看到高大的父亲站在后门口微笑着，好久好久不见父亲了，我们丢下手中的小篮子，跑向父亲，他走到我们跟前，模模我的头，抱起妹妹说：日本鬼子逃走了，爸爸来接你们回家。
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秋，我与表姐一起进入上海崇贤小学读书，是父亲为我们买的书包，手提的帆布书包，一只是暗紫色，一只是黄褐色，表姐先挑紫色的，我拿的是黄褐色的。我记得从小学直到高中所有的书包都是父亲买的，木夹提手布的，有背的军绿色的帆布包。进大学时是我自己做的书包。抗战胜利后不久，我发现父亲衣着日益讲究，西装革履，衬衫领带，大衣皮鞋都是配套的，上海话说洋装笔挺，极其考究，原来他接替祖父的事业，任上海合丰行总经理。不会忘记每当父亲周末回来，总会带礼物给我们，皮鞋衣服等，都是很漂亮的，如白色的半高帮皮鞋，羊毛长筒袜，红色法兰西帽等等，但我在父亲眼中不会长大，买的衣鞋总嫌小。我记得有一回他给我买了一件浅蓝色短袖衬衫，我展开一看，不是泡泡袖，我说：“爸爸，这是男孩的”。他说：“这是女孩的，现在解放了不流行泡泡袖了。”我盼父亲回来，他周末回来家里就有不一样的氛围，他会打开留声机，放好听的歌，他会煮牛奶咖啡，我喜欢那满屋子飘拂着浓郁的咖啡香味。只有他回来，才会打开他房里紧锁的书橱，我也就有机会，偷偷去窥探里面的藏书，有鲁迅的《呐喊》，巴金的《春》，《死去的太阳》，还有张恨水的《啼笑因缘》等书，趁他走开时，“偷”出来看。父亲的毛笔字很好，每年春节前他都回来写春联，并带回糖果，我印象特深也是特喜爱的盒糖，上海ABC糖果厂出品，大红发亮的蜡光纸包的长方形盒子，上有金色的大字：恭贺新禧。打开盖子内有两层缀有蕾丝边的糖盒，有我爱吃的各种太妃糖，糖吃完了，我留下盒子装布娃娃的衣帽。这一切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在我们生活中消失了。
记得有一天晚上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父亲一身戎装还配有手枪，严然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模样，感到好陌生。我从我记忆中搜寻，想起那是1946年除夕（公元1947），除夕是是极其隆重的节气，是全家欢乐团圆的时刻，等待父亲回来共享团圆饭。我们准备了极其丰盛的菜肴和饭食如北方的水饺，南方的汤糰，八宝饭，摆设在饭堂八仙桌上。桌前面是蜡烛台红烛闪亮，所燃细香悠悠飘香。我们家的传统是全家论辈分先后拜拜“天地君亲师”，祭拜后遂开始年夜饭，当全家人坐好准备开饭时，祖父会发给我们小孩每人一张卫生纸擦嘴，他说“百无禁忌”，饭后分发压岁钱，然后带领我们到外面大场地放鞭炮和高升（爆竹），最后就是守岁。
这一年我们久等不见父亲回来，祖父几次去大门外张望，当见到父亲满身雪花的身影时，饭菜都凉了。那晚爷爷只给我们压岁钱，没带我们去放鞭炮。很晚了爷爷把我和母亲叫去他房间，推开房门，屋子里烟雾腾腾，见爷爷坐在写字台旁椅子上，父亲坐在他斜对面，桌子上放着一些金条和金元宝。进得里面，爷爷叫我跪在我父亲面前，指着黄金说；“这些是你父亲留下的养育费用。他要走，你求你父亲不要去”（当时我也不懂父亲要去哪），父亲一声不吭。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也不记得跪了多久回房。此后父亲就穿军装了。
那时我祖父在美孚石油公司和漢中公司工作，将合丰行完全交给父亲经营，父亲打理事业 ，不仅不赚钱，还亏本，时常问祖父要钱，祖父很生气。后来才知道父亲除了帮助共产党做情报工作，还帮助上海大学生运动筹款，筹不到钱时就自己掏腰包，所以商行时有入不敷出情况。他还将办公室变成地下党的联络站（地址是上海江西南路96号二楼14室，这里发生很多故事）。后来因华东统战部指派他打入上海宪兵司令部特高课工作。因此父亲换上了国民党军官服装，配有手枪。自此父亲更少回家了，但是来家里的客人却不少，特别是母亲生三妹时，送礼的很多，印象较深的有牟漢章伯伯（后来是东海舰队后勤部长）。当时实行保甲制，我家客人多 还有的住我家，邻家怕风险，不愿与我家相连。后来父亲告诉我，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初，经同学介绍，结识了共产党地下工作者，他义不容辞的参与了他们的工作，还将两个“客人”安排住在家中。中年人姓匡名端民身份是商人，我叫他匡伯伯；年轻的姓潘，说是大学生，我叫他潘叔叔。有时放学时他们会来学校接我，带些糖果给我，让我坐上自行车，去一个阿姨家玩，她是一个护士小姐，后来我知道他们都是地下党，带我一起去送情报，我成了他们的掩护，那时是1948年秋，我念小学二年级。潘叔叔曾送了我一本杂志，至今我记得里面的文章篇目和故事。第一篇是毛委员和蓝苹在窑洞生活，有一张照片毛泽东坐着写文章，蓝苹站在旁边。第二篇写周恩来二三事，每次舞会，他第一个舞伴一定是邓颖超大姐；第二件事，爱整洁，打了补丁的灰布军服十分干净，每晚总把裤子叠好压在枕头下，穿在上身上有一条折线。还有秦邦宪的故事。有一剧本《忆江南》，有一篇题目是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》，最后写的是苏维埃文艺如秧歌等，还有照片。
记得1948年春，父亲好长时间没回来，四处打听杳无音信，为此祖父焦急过度牙痛病发作，几经治疗无效。父亲的同学是当地名医，建议祖父使用鸦片止痛，但又担忧成瘾有大害，但别无他方，只能取此险策，就此祖父每天上午去一处抽鸦片解痛。中午我放学路过，必去叫祖父回家午餐，所以我见过抽鸦片的情景。约两个月后父亲回来了，就此祖父也不再去抽鸦片了。后来知道父亲是给山东八路军送医药物资，回来时在青岛附近，被国民党海上巡逻队截住，好在船上装载的是花生米，猪鬃等物资，在看守所审查好多天，父亲坚持说自己是老板，另外两人是商人（他们就是匡和潘），加上金钱通融，总算得以解脱，在海上航行好久，据说途中没有食物，靠吃地瓜干，有时只有地瓜秧，虽然历经艰险，总是幸运脱险归来。父亲还告诉我一件事，当年山东济南发生大观园电影事件，与共产党有关，后来父亲请唐纳先生到96号14室办公室商谈，请他帮忙，协商了结此案，免去了法律诉讼。父亲说唐先生非常开朗和善，为了表示感谢，父亲送他一支美国派克金笔。
上海解放前夕的1949年春节后，匡潘两人就离开了我家。那时很多人家离开上海，祖父劝说父亲带我们走，父亲不同意。这时父亲更忙也更少回来了，直到上海解放 ，他才出现在我们面前，他一身色灰衣服，来到我们避难的太古公司。没两天我发现公司后门口站岗的小兵服装不一样了，背的枪也不一样，原来国军的哨兵换成解放军了，上海解放了。
我们回家不久，无线电里唱的歌是：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， “你是灯塔”等新歌。一天我们家里来了好多穿黄军装的解放军，邻居们投来疑惑的眼光，他们不能理解的是，解放前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，怎么今天来的是解放军？！来的都是军队干部，其中有牟漢章伯伯，殷旭东叔叔。在我们上海浦东的家里，我听他们谈论海军的事，不久，他们改穿深蓝色的海军装。1956年春节前，我家从浦东搬迁到上海。我记得换上海军军装的殷旭东团长叔叔，在我家小住数日，后来得知他因婚姻之故，被开除党籍，免去军职，将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。春节后是我和父亲送他们夫妇和小孩到上海火车北站的。
解放初父亲更忙碌了，难得见面，后来知道父亲正在参与镇压反革命工作，因为他曾在上海国民党特工部门工作，对原先的敌特人员较为了解。我们家在上海的公司办公室，成了公安独立师的临时办公室。那时，我们不少同学家人被抓。我祖父因承受不起压力和尊严，1952年冬走上不归路，一个星期后才找到他的遺体，好在政府看在我父亲的特殊身份，鉴定祖父为意外身亡。从此我们家境日渐衰败，生活日益艰难。
镇反结束，接着是肃反，父亲变成肃反对象，从此再无宁日。 肃反一开始，父亲就被审查，后来又发生胡风事件，母亲胆小怕事，将家中所有的信件照片，统统投入灶堂，化为灰烬。接着合豐行又面临三反五反，家庭生计难以为继，好在母亲能干又能吃苦，会做各种糕点，馒头包子，就靠此微薄收益，维持一家所需。不知何故不能继续此业，就靠变卖家产度日。日后我悄悄问父亲为何被审查，他说一言难尽，审查的问题是与上海一些敌特人员有关，其中有一个名叫吴新初。父亲的罪是有放走敌特之嫌和历史不清楚。我问父亲怎么认识吴，什么关系。父亲说1947年春一艘山东八路军的货船，在上海吴淞口被国民党稽查队扣留，当时船上除了货物，还有地下党人员，为了营救他们，父亲找到同学，经介绍认识了上海稽查队队长吴新初，请他帮忙，说货船是我们家的商务船，船员是我们的雇员，父亲用金条买通吴，几经交涉吴答应放行，就这样认识吴。解放后镇反时，父亲请示上级是否抓捕吴新初，答复暂时不抓。后来说父亲给吴钱放走了他。父亲承认是给过他钱，那是一个秋雨天气，在上海兆丰公园（今中山公园）附近遇见吴新初，他对我父亲说，他失业没收入，家里有妻子儿女要养，希望借助点钱。父亲心想上级说暂不抓捕他，解放前还帮过地下党的忙，给他点钱也是人之常情，当即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些钱给他。没想到吴新初向多人借了钱逃跑了，为此父亲有口难辩，还可能认为父亲是否有双面之嫌。此包袱一背就是几十年，也牵连到整个家庭儿女的命运。
凡有什么政治运动，父亲就被停职审查，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1958年9月初，那年我高三，刚从上海建平中学转学到东昌中学。一个星期天晚上，接到父亲单位电活，说父亲接受审干学习，暂时不能回家，要我们星期一送换洗衣服和被褥去。因为我要上学，所以那天大清早，我和母亲两人从十六铺码头搭渡轮到东昌路码头，走到洋泾镇，来到一个大院，工作人员接下衣被，不准我们见父亲。
1958年是高举三面红旗，大炼钢铁，大办人民公社，大躍进年代。9月中我们去陆家嘴黄浦江畔的鸿翔兴造船厂劳动。国庆后我们去上海章华毛纺厂勤工俭学。我不会忘记1959年元旦清晨，我在毛纺厂食堂，用平日省下的饭票，买了一饭盒的米粉发糕，这虽不是甚么好东西，但对母亲和弟弟妹妹是难得的美食。我从南码头乘渡轮到鲁班路码头下来，再坐公交车到江西南路。那天天空阴沉沉的，不时还飘着小雪花。当我走进96号大楼，感觉好安静，上得二楼走到家门口，门虚掩着，我轻轻推开门，怀疑我是否走错门，再往里走进一步，没错是我的家，我的心腾地沉了下去，眼泪汩汩直流，家里精致贵重的家具荡然无存，不知哪里弄来一张上下铺木床，上面堆着棉被和蓝色的棉衣，顿感家里又出事了。母亲正在低头缝衣，我怕惊动了她，悄悄走到她跟前轻声喊了声“姆妈”，她抬起头来，看着我说：“侬回来了”。我问发生什么事了。她说：“你爸回来了”，我问：“人呢？”，“去黄浦分局迁户口”，“迁户口？为什么？”“你爸释放回来了，说我们是特务资本家家庭，没资格居住上海，扫地出门，全家即刻迁去青海”。顷刻我象沉入冰窟窿，浑身颤抖，空气好像凝固了，时光也停滞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仿佛从浮云中飘回来。母亲跟我说让爸要求他们让我和大妹能留下，因为我将考大学，大妹在第六女中上学。其他四个孩子跟爸妈去青海。那天好奇怪整幢大楼出奇的静谧，似乎没有生命存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父亲回来了，四个月不见，好像离别了好久好久，一米八十多高的挺拔的他，被禁闭审查四个月，看上去衰老了好多。父亲看到我显然有点高兴，然后坐在板凳上，非常无奈的苦笑着说：户口不用迁了。母亲问怎么回事，父亲说：“在黄浦分局门口碰到局长，我告诉他来签户口全家去青海。他说他不知道此事，而且说我为党做了那么多工作，是有功的。”解放前他们曾经共事过。他告诉父亲不要迁，他会去处理。就这样我们“幸运”的留在上海，成了一无所有的上海人。
很长一段日子，父亲没有工作，靠母亲帮人洗衣服和去上海天厨味精厂打临工，赚取微薄收入维持家计。后来父亲分配到上海储运公司工作，有了一份工资收入。没多久因工伤肋骨骨折住院，那时恰好我准备高三毕业考。每天早上我从江西南路走到北京路劳工医院，给父亲送饭，在病房里一面照顾父亲，一面复习功课，这是1959年6月初的事。7月下旬我们高考，复习期间，我常去福州路广东路，帮妈妈送洗好的衣服给客人。父亲病愈后，去了粮食局工作，不久，不知为何又下放到农村劳动，天下巧事多，竟然他与我中学的右派校长、老师们在同个生产队劳动，那是临近海边的川沙。在我大学三年级时父亲结束劳动改造，可是不能回家，那边公社要留他当会计，这可是他的老本行，只得服从命令。每天，他骑自行车从海边沿着浦东大道直到陆家嘴，搭渡轮过黄浦江到江西路家，后来年岁渐老，不能再天天骑自行车来回，就住在农村，周末回家。在我大学毕业时都没能回来，家长代表会是母亲去的，我结婚时也是母亲去的。
1966年元旦，我在浙江农村参加四清工作，我启程回沪过春节，在车站等车时，只见工作团里的组织部长林均华（当时他是笕桥空5军的干部）踩着泥泞小路跑来，对我说：“小万，你父亲的问题有结论了，是“有功有过，功大于过。”“对革命事业是有贡献的”。他叮嘱我回家过年时，别跟父亲说划清界限之类伤感情的话，好好过个年。顿时一股暖流涌入我胸，是他第一个对我说如此暖心的话，肯定了父亲的作为，也为我们家带来了希望。转眼到了1966年夏，文化大革命风雷滚滚，父亲又首当其冲，他被游斗，关牛棚，他的帽子是特务，反革命，叛徒，资本家。这一斗一关又是好多年，1969年小妹响应号召插队落户去江西，他都未能回来相送。直到1971年才得释放可回家，然而公社任然要他帮忙工作，父亲不好违背，就又留在川沙，他的后半生三十余年就在农村度过，直到1991年退休告老回家。
难忘的1990年暑假的一个周末，我从杭州回上海，当父亲知道我要去华东师大取好多教材，然后直接回杭州，他不放心，那天傍晚一定要陪我去师大，帮我用小推车装书，送我到火车站，看我上火车，站在月台上，看着火车慢慢远去。父亲看着远去的火车那关爱的眼神，那挥手，我禁不住泪水流满脸颊，那难舍的眼神深深印在我脑海里，不由想起了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。
1990年初秋，他乡下住处失火，当我得悉后联系北京的二妹速回沪，我们一起去看望父亲。好不容易找到川沙龚路公社，他正在供销社忙。他看到我俩很惊讶说：“你们怎么来了？”我两随他到了他的住处，这是供销社旁的一间小屋子，走进一看，我和二妹惊呆了，破房顶上有漏洞，木板床上一张草席，下面垫着稻草，有一顶纱布蚊帐，一张小桌上是梳洗吃饭用具全副家当，他住的比当地农民还艰苦。这那是人住的地方！我们怎么也理解不了父亲怎能忍受这种生活！看来他真的得到了“脱胎换骨的改造！”也许父亲对他们很有用，所以那些干部对我们很热情，那种眼神，似乎在说“没想到老万同志有这样出色的女儿”。当着那些村干部的面，我们也没啥话好说。回家的路上我两一直沉默无语，心情难以言说，只有眼泪止不住往外涌。我俩约定不将真情告诉母亲。
1991年春，父亲退休回家。1994年夏，他感冒发烧双手有点发抖，遂去医院看病，没想到医生检查结果，说父亲感冒事小，得了帕金森病事大。1996年5月，接到母亲病危通知，我即刻从美国回去，原来母亲因照顾父亲而心脏出了问题。幸好没过几日，母亲病缓出院。可父亲病况日趋严重，起床翻身十分困难。我回美后，心里总记挂着父亲的病，从美国给他寄药，每年我都要安排时间回上海看望母亲和病中的父亲。最难忘的也是我最伤痛的1999年初秋回去。当我推开客厅门，看到坐在椅子上的父亲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身穿白色上衣，下穿白色蓝条长裤，满头稀疏白发，双眼无神，瘦骨嶙峋，眼前的父亲，哪是一个一米八十好几的大高个。我忍住悲痛走到他跟前，他看到我好高兴，想站起来可无能为力。此时父亲完全失去行动的能力，母亲因服侍父亲过度劳累也病倒了。我们几个在国外的能回去的姊妹兄弟，也只是有限的帮忙，幸苦了就近的小妹一家。
关于平反的事，在文汇报当记者的小妹，多次与父亲交谈，希望他谈谈往事，并提供一些线索，为他的平反搜集资料，他一再说：“好多人都死了，我还活着，很幸运了。”他还说, “平反了，归到哪一级干部？”可小妹不敢过分辩驳他，还是利用外出机会和职业之便，搜集了不少资料，也有人愿意作证，如原东海舰队后勤部长牟漢章，原黄浦分局局长，山东劳改局局长，山东医药卫生局负责人等。可让他过目时，他竟然悄悄撕毁了。因还有一位极为重要的单独线联系人不敢作证，此人原是上海市副市长胡立教。所以临终前对小妹说了：“共产党过河拆桥”之言。大弟曾跟父亲半开玩笑的说：爸爸，你当年要是牺牲了，那我们是革命烈士子弟；要是接受了他们补还我们的钱财，我们还是有钱的资本家，现在可好什么都不是，连上大学都没资格。父亲只是尴尬的笑笑。
1992年春，爸妈因小弟邀请去了澳大利亚，小弟带他们游览了好多地方，爸爸英文水平是可以的，看报看电视都不成问题，可他就是心心念念想着上海，总算熬了半年。回到上海，一下飞机，心情忽然开朗，全身充满活力。上海是他出生，读书，工作，转战的地方。外滩大时鸣钟的钟声，附近报摊的新民晚报，老大房，杏花楼的点心，更有大光明，国泰电影院等等，有他流连忘返一生，舍不去的情怀。
2000年夏，那年夏天沪上气温高达摄氏40度多，得知父亲住院，我即刻让两个孩子前往看顾外公，不日接到病危通知，我这里一面忙于请假购买机票，一面随时与上海通话，前一天晚上接到三妹电话说父亲情况好转，他说想吃稀饭，吃了小半碗。我紧揪的心略略放下一点。没想到次日凌晨，接的儿子电活说外公走了。我禁不住失声痛哭。做医生的三妹没想到父亲的“好转”是假象，俗话说的“回光返照”。因种种原因我未能回家送父亲最后一程，深感歉疚，为感念父亲一生辛劳养育之恩，所以次年我们姊妹兄弟六家相约，清明时节回沪扫墓祭拜父亲。
今天父亲节，想起歌词中“没有你哪有我！”含泪写下此文，以慰藉不堪回首一生的父亲在天之灵。
2024 年6月16日修改于西雅图
于连胜与《我的父亲》作者万莹华
作者简介：万莹华，笔名苏榆，上海人， 1959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，1964年毕业后执教于杭州师范大学，从事外国文学与外国戏剧教学与研究三十余年，副教授，浙江作家协会会员。曾任浙江省外国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和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，著有学术论文二十余万字，发表于杭州师大，杭州大学，华东师大学报以及《外国文学研究》等刊物，著有《外国文学史新编》任副主编，（浙江文艺处版社出版），《外国戏剧史观》（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），选编（《世界文学名著—中篇小说选评·后记》，《外国短篇小说选评·后记》和《外国散文·后记》柯岩主编，青岛出版社出版），教学研究，译文，散文，文稿，发表于《花城》，《东方青年》，《浙江家庭教育》，《浙江教育出版社》，《浙江美术出版社》，文汇报，世界日报等。1995年来美，现居住西雅图，美国西北华文笔会会员。
